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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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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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与反思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一起特大惨案,也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造无数起暴行的一个最集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一例。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统率谷寿夫、牛岛、中岛、末松等八个师团及其国崎支队,于侵占南京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受害人数之众,均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日军的屠杀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从被俘的士兵,杀到平民百姓;从青壮年,杀到老、弱、妇、婴;从工、农、商和城市贫民,杀到出家信佛的僧人和尼姑;甚至在国际团体为收容难民而组成的“安全区”内,日军也还是要抓就抓,要杀就杀。一时间,全城内外,“尸野遍地、人血染地”,其状惨不忍睹。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除去通常的枪杀以外,还有砍头、劈脑、刀戳、穿胸、剖腹、断肢、碎尸、活埋、活焚、淹死、冻死、饿死、炸死,同时还大批大批地用机枪集体射杀,再用刺刀补戳,最后弃尸江中,或放火烧尸,毁尸灭迹。




日军在南京城内四出强奸。南京妇女不分老幼,惨遭日军蹂躏者不可胜数。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下至八、九岁的幼女,甚至孕妇,凡是被日军抓获的,均遭强奸。妇女因被轮奸致死、奸后被杀,或者拒奸被杀,奸后自杀的,实属面广量大,为数众多。

日军疯狂纵火焚烧,古城南京有三分之一的建筑化为灰烬。陷城之初,从中华门沿途北向,直至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冲天,损失不可胜计。至12月20日,日军还惟恐烧之不足,复又从事全城有计划的纵火暴行,倘遇市民敢于冒险营救者,悉遭屠杀。市中心繁华的太平路、中华路、朱雀路、中正路、国府路、珠江路和夫子庙等地带,均在此浩劫中被烧得一片瓦砾,断垣残壁,焦土无垠。




日军大肆抢劫财物。从设备、商品、财物,抢到粮食、牲畜、衣服、器皿、金银钱币,以及珍贵的书籍、字画、文物和古玩。他们不仅抢掠市民财物,而且也抢掠护士财物、病人被褥、难民粮食,甚至连美大使馆职员陶格拉斯晋钦、美籍女教士格蕾丝苞尔、德国人乌拉比、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住宅,也先后遭抢劫,损失惨重。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蹂躏我国国土和民众,而南京大屠杀则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的缩影,是整个中华民族永远无法忘却的创伤。今天,尽管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距今已68周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30多万同胞用鲜血写下的这一段惨痛历史,仍给我们留下了沉重的历史记忆与反思:

沉重的历史记忆与反思之一:国弱挨打,百姓遭殃。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长期雄居于世界的东方。“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说,中国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不过在过去500年里,欧洲和美国超越了中国。”(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语,见《参考消息》2005年5月26日第15版)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大力发展,中国开始落后,到19世纪这种落后状况加剧。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百多年,中国处在西方列强的蹂躏之下,跌进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数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和国力积弱不振。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和富国强兵的道路。1931-1937年,日本工业平均增速达9.9%,当时是资本主义大国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虽然也进行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清末宪政,甚至辛亥革命,但由于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再加上列强的钳制,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时,中日两国国力相差已极为悬殊,日本工业总产值达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的80%,已经成为工业强国,而中国仅为13.6亿美元,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不足日本的四分之一。在军力上,日本为了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是中国的数十倍之多。虽然当时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两国综合军力相差太大,特别是在海空军力量比较上,更不可同日而语,如日军有作战飞机2700余架,而中国一线作战飞机只有223架,日本已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吨,其中还包括航空母舰4艘,而中国总共有实际作战舰艇60多艘,总排水量6万余吨,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出自斯大林的一句名言。(《斯大林选集》下第272~27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策动怂恿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变成了一心图谋对外扩张、推行其大陆政策的日本帝国主义征服的对象。翻开近代列强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血泪史,日本持续的时间最长,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从1874年侵占台湾开始,到1895年发动甲午战争,到1931年侵占我国东三省,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为止,日本祸害中国的时间达70年之久,仅自1931年以来侵华14年间造成了中国3500万人员的伤亡,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其中,南京大屠杀就杀害我同胞30万多人,并在侵占南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市内就发生了两万多起强奸、轮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同时,南京古城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破坏,无数公私财物被掠夺,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无辜市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入口处,有一尊满脸忧伤、欲哭无泪的母亲,怀抱着一个死去的儿童的仿真雕塑,该馆讲解员告诉观众:“母亲象征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孩子象征着死难的同胞”,的确很形象。试想,假如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足以能拒敌于国门之外,抗敌于胜券之中,哪里还会有那么多老百姓流血流泪,南京大屠杀悲剧也不会发生。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告诉人们一条浅显的道理:国与家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没有国,便没有家,国家不强,百姓遭殃。

沉重的历史记忆与反思之二:政治腐败、军纪不整。中国近代历史上历次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经济技术落后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则是政府的腐败。邓小平曾说:“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邓小平文选》第29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突出强调腐败与中国被列强奴役之间的关系。

甲午战争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日本相比,综合国力上中国占优。当时清政府的收入是日本的1.5倍,直到1894年,日本政府的年总收入才8000万日元。从军事力量上看,中国也强于日本。以海军为例,中国北洋水师正式建军于1888年,到1890年时两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两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两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五艘,共一万七千吨。但是,中国海军再没有增添任何船只,舰龄逐渐老化,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扩充军备的钱被慈禧用于修颐和园了。而日本此时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日本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目标,准备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拥有排水量七万二千吨军舰的海军,实力上超过了北洋水师。满清统治阶层的昏庸腐败,虽然有“洋务派”大臣力主改革却不能使没落的封建王朝重重的弊端得到根本解决,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自上到下锐意改革,国家实力得到飞速发展。甲午一战,日本成了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外流,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民国时期政治上一大弊端就是贪污之风盛行,标榜“民主共和”、“主权在民”和官员是“公仆”的民国,其腐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清王朝。孙中山对此曾痛心疾首地说:“民国虽然成立了10年,亦没有看见什么精神,比前清更觉得腐败”。孙中山之后的民国政府,贪污腐败更甚,成为民国政府的痼疾,对一些贪官,该法办的没有法办,多以撤职了事,也是导致国民政府失去民心、社会失控的原因之一。从军队来说,名义上隶属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但实际上组织领导及指挥并不统一,派系复杂,矛盾很多。以南京保卫战为例,蒋介石撇开陈诚、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一批心腹大将,却让当时抱病在身、曾两次与蒋决裂并分别出走日本和香港,时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京保卫战失败有多种原因,但蒋的嫡系部队不能完全听命于唐生智的指挥,尤其是组织撤退时秩序大乱,造成9万多中国守军成了日本俘虏,并遭到日军疯狂的屠杀,不能不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当然,为了惩治腐败整肃军纪,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也曾采取措施,如在南京保卫战失败后一个月的1938年1月24日,山东省政府主席、陆军二级上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渠,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而被处死于武汉,“枪决不法要员,人皆震惊”。

沉重的历史记忆与反思之三:文化落后,民众不振。近代中国落败的内在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明的关系。以中国近代为例,一开始,我们自以为天朝帝国最伟大,中华文明最先进。当与西方先进文明发生碰撞,并受到重创后,我们仍处于既想学习、吸收和借鉴先进文明,又不想抛弃自己固有的、已经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一些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其中,最典型的说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在于文化的愚昧和落后,只有从思想文化、观念上启蒙中华民众,才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于是有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有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应当看到,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灿烂和优秀的一面,但也有不足和缺陷。其缺陷主要表现在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缺乏民主和自然科学的内质,偏好感性思维和经验思维,缺乏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弊端,是造成中国民众逆来顺受、民气不振的根本原因。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面对日军的侵略、屠杀、强奸的暴行,在遭受屈辱和苦难的关头,虽然也有宁死不屈、英勇抗争的南京市民,不畏强暴、宁死不受辱的南京妇女,但均是个体的、自发的、微弱的,缺乏一种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有效反抗。据史料记载,十几个乃至几十个日本士兵,竟能把成百上千的市民驱赶至屠杀现场,有的女性忍受日本兵凌辱被杀害时,才连呼“不要、不要”,仍被枪杀或被活活用刀剖腹;许多市民包括年逾古稀的老人要么破口大骂、要么动辄跪地求饶,甚至有的当了汉奸,帮助日军欺负受难的同胞,等等。凡此种种,实在不愿一一例举。这种软弱的现象,固然有许多老百姓包括中国守军俘虏,对日军或抱有恐惧心,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深究原因,却是中华民族以儒教为主的封建文化,长期颂扬的“中庸”、“忍让”、“求全”、“君子动口不动手”“克己复礼”等精神文化修成的苦果。

殷资不远,足资反思。南京大屠杀带给人们血的教训是,在法西斯侵略者面前,引颈就戗和任何形式的懦弱,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南京大屠杀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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